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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We thank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for giving us a weapon. This weapon is not a machine-gun, but Marxism-Leninism."
"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Stalin made mistakes. He made mistakes towards us, for example, in 1927. He made mistakes towards the Yugoslavs too. One cannot advance without mistake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mistakes. The party cannot be educated without learning from mistakes. Thi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My closest friend and brother – this world is lucky to have a great personality as Kim Il Sung. This causes my boundless happiness. The fate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re on your shoulders, Comrade Kim Il Sung. I wish you long life and good health."
"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有部分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
"要使几亿人中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 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思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地只能一块一块的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 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七○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uses the word "electricity." They've borrowed the word from English. But we Chinese have our own word for it!"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Fánshì dírén fǎnduì de, wǒmen jiù yào yǒnghù; fánshì dírén yǒnghù de, wǒmen jiù yào fǎndu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Young though he was, his radiant energy produced such an impression of absolute reliability that Hedgewar made him the first sarkaryavah, o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RSS.
- Gopal Mukund Huddar
Large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sts in London, Huddar's conversion into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of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 was quick and smooth. The ease with which he crossed from one worldview to another betrays the fact that he had not properly understood the world he had grown in.
Huddar would have been 101 now had he been alive. But then centenaries are not celebrated only to register how old so and so would have been and when. They are usually celebrated to explore how much poorer our lives are without them. Maharashtrian public life is poorer without him. It is poorer for not having made the effort to recall an extraordinary life.
I regret I was not there to listen to Balaji Huddar's speech [...]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you listen to him, his speeches are so delightful that you feel like listening to them again and again.
By the time he came out of Franco's prison, Huddar had relinquished many of his old ideas. He displayed a worldview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RSS, even though he continued to remain deferential to Hedgewar and maintained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